雷思齊(1231一1302)，字齊賢，撫州臨川(今屬江西)人。宋亡棄儒服為道上，居烏石觀，遍覽云笈，深究玄學(xué)。晚年應(yīng)道教三十六代天師禮請為玄學(xué)講師，布道于廣信山中，學(xué)者尊稱為空山先生。易學(xué)著作今存《易圖通變》五卷、《易筮通變》三卷。

　　《易圖通變》作于元大德庚子(1300年)。卷首列《河圖四十徵誤之圖》(見下圖)，還有《參天兩地倚數(shù)之圖》、《參伍以變錯綜數(shù)圖》和《參兩錯綜會變總圖》等圖。雷氏主“河圖”為四十?dāng)?shù)說，曰：“河圖本數(shù)兼四方四維共四十，圓布為體，以天五地十虛用，以行其四十，故合天地之?dāng)?shù)五十有五。”謂此四十?dāng)?shù)《河圖》出于伏羲之前，為圣入則之畫卦之具。雷氏以數(shù)配卦，用九宮數(shù)虛中之八宮數(shù)配《說卦》八卦方位：天一配坎、地八配艮、天三配震、地四配巽、天九配離、地二配坤、天七配兌、地六配乾。

雷思齊的《河圖》

　　其“河圖辨徵”謂親見陳摶《龍圖》一書，內(nèi)有形九宮的“本圖”和五十五數(shù)的“形洛書”二圖，至劉牧宗之衍出五十五圖，而李覯“元不識此之三本之則一，妄析以為三”。曰：“至其甚者，以五十五數(shù)之圖乃妄謂之河圖，而以圖南所傳之河圖反謂之洛書。顛倒迷謬，靡所底止。”斥劉牧、李覯以《洪范》九疇五行之?dāng)?shù)為“洛書”，“蓋其之妄也”，斥朱熹、蔡元定“以書為圖，以圖為書者，又妄人中之妄人也”。雷氏主“洛書”不可畫作點數(shù)圖，曰：“余特謂圖則有數(shù)可通，而書則有疇類可數(shù)，而不可布之以為圖也。”

　　實際上，雷氏的四十?dāng)?shù)黑白點配八卦之圖，是歸納劉歆‘‘河圖”即為八卦說和劉牧黑白點九數(shù)《河圖》及朱熹虛中為“太極”說，重新演繹所出之圖，是“河圖”發(fā)展史上一幅花樣翻新的圖而已。以所謂“河之出圖羲前，既得以則而畫卦，因及于洛之出書禹后，復(fù)得以則而敘疇爾”的“比類而互言之”之說，釋《系辭》“河出圖，洛出書，圣人則之”之義，在當(dāng)時看來似乎近正，然而今天以《易傳》并非全為孔子作的共識來分祈，無論如何解釋都是沒有意義的。此已足見封建社會里文人受“圣入”言語羈絆的無可奈何心態(tài)。雷氏既不認(rèn)為《系辭》此說是“圣人以神道設(shè)教”，而又不主劉牧的九數(shù)《河圖》說和朱熹的十?dāng)?shù)《河圖》說，如果仍要圖釋《系辭》“河出圖，洛出書，圣入則之”，也只有歸納諸說，從而演繹出新圖和新說的一條路可走。

　　《易圖通變》的“河圖辨徵”為易圖學(xué)史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：《龍圖》--書是否為陳摶所著？

　　據(jù)雷氏說，“考圖南之為龍圖，雖自謂得于孔子三陳九卦之旨而作，然其序曰‘龍圖者，天散而示之，羲合而用之，孔默而形之’，且明稱‘始圖之未合，惟五十五數(shù)’，則是謂《大傳》天數(shù)二十五、地數(shù)三十合而言之。”由此可見，雷氏所見《龍圖》一書有序和正文。而“三陳九卦”云者為正文中文字，“天散而示之”云者為序中文字。此即與今見于張理《易象圖說》中的《龍圖序》中有“于夫子三陳九卦義探其旨，所以知之也”之文不合。《道藏曋芤淄肌酚小凍率先?戮咆醞肌分?跡?妓？“希夷曰：龍圖，天散而示之，伏羲合而用之，仲尼默而形之。三陳九卦探其旨，所以知之也。故履德之基明用十，謙德之柄明用十五(亦明五用在干謙)，復(fù)德之本明用二十四也。故三卦屬上經(jīng)，明乾之用統(tǒng)于坤，六卦屬下經(jīng)，明坤之用兼于乾也。斯則天三三地二二之義耳。”比較之后可知，《周易圖》所引似為當(dāng)時《龍圖》一書本文，而雷氏所見又有所不同，至于張理則僅一序言而已。雖三人所見者皆有“三陳九卦”與“天散而示之”之文，卻分屬三種不同的書中。個中的問題的確需要辨析。

　　雷思齊之前的馮椅于《厚齋易學(xué)曄熱逯?觥分屑？“《中興書目》‘易龍圖一卷’，本朝處士陳摶撰。”馮椅之前，朱熹嘗曰：“龍圖是假書，無所用。”(《朱子語類》卷六十七)朱熹之友呂祖謙取當(dāng)時內(nèi)府及士大夫所藏諸家文集凡八百家，編《皇朝文鑒》(明代改稱《宋文鑒》)內(nèi)收《易龍圖序》(即張理所引之文)，而朱、呂之前，鄭樵于《通志曇瘴穆浴肪?嘁淄疾考恰傲?家瘓懟？無作者之名，于《通志曂計茁浴貳凹怯小敝屑恰傲?肌薄ⅰ俺孿Ｒ囊淄肌？其“龍圖”之記仍無作者之名。可知，既然“記有”，則鄭樵當(dāng)時見有此《龍圖》一卷之書和一幅“龍圖”，如果真為陳摶之書之圖，鄭樵不會故意隱去其姓名。

　　《周易圖》所引陳摶“用五”、“用十”、“用二十四”之說，旨在闡述“三陳九卦”之德，而不是說圣人則“龍圖”畫卦。至雷思齊所見，則正文內(nèi)有“形九宮”和“形洛書”二圖，其“龍圖”為九數(shù)之圖，至張理則唯有“天散而示之”的如貫珠的五十五數(shù)之說，其“龍圖”又非九數(shù)。既然《龍圖》為假書，則雷思齊所見當(dāng)為依劉牧說而出，而張理所見當(dāng)為依朱熹說而出。清初胡渭《易圖明辨》對此辨之甚明，引元代劉因說：“龍圖之說未必出于劉牧之前，呂伯恭從而誤信之，猶張敬夫為戴師愈所欺也。希夷未聞有書，今觀其序之荒謬，則有不可勝言者。未合之?dāng)?shù)以為探三陳九卦之旨而得之，夫三陳九卦于河圖之義有何干涉？此擬不論，殊為可笑。”又曰：“若龍圖本合，則圣入不得其象，故天必先散而示之。夫以圣人之智，天即合而示之，圣人豈不能見其所分？且使天合而圣入果不能見其所分，當(dāng)其散也圣人又豈能合而用之邪？”又引黃宗羲說：“《龍圖序》見于《宋文鑒》，以十為河圖。朱子辨劉牧九為河圖之非，不取此為證者，以其為假書也。序之為說，固不能無疑，謂河出未合之圖，伏羲合而用之，是伏羲畫卦又畫圖矣。”

　　我們從所謂“龍圖”之書或序的前后演變過程中看到，是《易數(shù)鉤隱圖》卷下突出“龍圖其位有九”之一語而后偽成“龍圖”之書與圖（當(dāng)時卻不屬之陳摶，故鄭樵“記有”不屬作者），至朱熹“龍圖為假書”之一語而后偽成“易龍圖序”(呂祖謙為當(dāng)時士大夫所欺，誤以十?dāng)?shù)河圖出于古而錄之)。至雷思齊則不辨其偽而用以駁陳摶、劉牧、李覯之非；至張理則亦不辨其偽而用以推說朱熹《河圖》、《洛書》之是。此亦一是非，彼亦一是非，說到底，所有的黑白點河洛圖皆非真正易圖。而我們于易圖學(xué)史中用大段文字?jǐn)⑹鲞@些并非真正易圖之圖，也正是因為這些圖大量地充斥于歷代的易學(xué)著作之中，不得不言之而已。雷思齊斥劉牧為“妄人”，斥朱熹、蔡元定為“妄人中之妄人”，實際上是從根本上否定了自宋初至宋末的“河洛說”。自立一說的目的則在于證明，如果要用黑白點數(shù)來說“河出圖，洛出書，圣人則之”，則不僅僅有劉牧、朱熹的兩種答案，第三種答案也是存在的。特別是他“‘洛書”不可畫為點數(shù)之圖的主張，更是鮮明。如果我們注重其有關(guān)“河圖”辯證的大量文字，則不失為攻伐有宋一代“河洛說”的好文章。一個道教人士難得有此作為。